轻于鸿毛
画卷的另一头，则是别样的骇人。
“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
“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
“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下岗工人到农村去！”
“中国应该持续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因为不这样做，中国的GDP就要掉下来，就会有更多的工人失业。”
“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很多人失业不是坏事。”
“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的。”
“房价涨的快是好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
“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
“国有资产要就是一碗饭，要往上面吐吐沫。”
“我们不能低估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做的，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这是第一大成绩。”
“靠宏观经济调控，这是我们的症结所在。”
“‘穷人’应该换个词，叫‘待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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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26日，西方的报纸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在中国出现了另一种思路：走股份制改革的道路！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声浪，是因为前一天夜晚的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内召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讨论会。
用时任报告者自己的话说：
与会学生和年轻的教师难以忘却，报告定在晚上七点开始，但下午五点多就有学生来占位子。当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同学在六点半钟在门口接待我时，办公楼门前已人山人海，再也挤不进去了。幸亏从办公楼一层大厅中走出一些保安，才把我迎进去。
到了二楼报告厅一看，地上坐的是人，窗台上也是人，连主席台上的两侧和后排都满是听众。这表明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年轻教师是多么拥护改革开放！
这位报告者，就是厉以宁。
颇为讽刺的是，那场研讨会竟然是以“纪念五四运动”的名义而开展。
那一年，中国的改革由农村向城市延伸，面临的问题相当复杂，特别是价格“双GUI制”的负面影响日趋显现，逐步呈现出压制不住的势头，社会矛盾重重。
对此，中央委托九家单位对改革方案进行紧急专项研究。
当时，世界银行向中国提出了建议，要求中国方面仿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的做法，全面放开价格，也就是采用“休克疗法”。
这种不久之后在俄罗斯和东欧蔓延开来的改革思路，在中国还是遇到了一些“老家伙”“硬骨头”的强烈反对。
由此，厉以宁所在的北京大学作为学术中心，不得不给出另一种妥协式的构想：走产权改革的道路。
当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再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鼓励民营资本入局大声疾呼。
由此，有报纸开始给他起了“厉股份”的外号，响彻至今。
但是反对的声浪、特别是要求“坚守党基国本”的声音始终在镇守着人民利益，力量亦不可小觑。
两年后的年，全国增发货币.6亿，与年比多增亿，成为建国以来货币发行量最大一年；同时零售物价猛涨，比年上升18.5%，成为改开以来物价上升最快的一年。
年5月，依林同志去杭州给陈云同志汇报的“经济改革大计”时，陈老痛斥：
物价连续上涨10%，影响很大。如果你们把这计划公布于众，你去问问他敢讲不敢讲！
但陈云同志的意见未被重视，下半年，迅速出现全国性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风潮。
与经济领域空前“滞胀”相对应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这一年的6月16日，创刊整整30年、单期发行量曾高达万册的《红旗》杂志，完成了最后一期出版工作，随后宣布停刊，彻底退出共和国意识形态阵地。
四个月后的初秋，忧心忡忡的陈云同志又一次专门找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谈话：
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
陈云在以往的谈话或文稿中有时也用过“市场经济”的提法，但是这次谈话，他特意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了“西方”二字，意味深长。
这种“争论不休”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年春季的“南方讲话”在国内报刊上公开发表之后，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乎再未有过动摇。
年下半年，十四大召开，明确了改革的市场导向，股份制试行。
再至年，十五大正式提出：
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股份制可以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
厉以宁后来欣慰的表示：
这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通过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和企业中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股份制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形式就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统一了。
一年后，年12月，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在万里的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