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是刘心武年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这是一部提出教育问题的作品。刘心武准确地抓住了历史蒙难后的社会普遍心态，“救救孩子”的呼声不经意间触动了社会记忆、民族体验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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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宋宝琦式的学生，还是谢惠敏式的学生干部，都是被“四人帮”扭曲的“畸形儿”。
宋宝琦从学校查封的仓库里，偷来《牛虻》这本书，但根本没有看内容，老师找他谈话，他真诚地认为《牛虻》是“黄书”，畏罪地说“不该看”，服罪地说“再也不敢看”。这与其说好笑，不如说是可怜。“四人帮”推行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把一些无辜的孩子引上犯罪的道路，推进了无知的深渊。
而谢惠敏体貌端庄，品质纯正；具有劳动者后代的气质和纯洁的阶级感情。但一种表面上看不出来的病症，浸入了她的肌体内部，深入了骨髓。“四人帮”逐渐使她在思想观念上形成了一种“铁的逻辑”：凡是当时被禁止的书都是黑书、黄书；要阅读什么，先要问一下当时受“四人帮”控制的报刊是否“推荐过”。
她真诚地相信“四人帮”宣传的那一套，以此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准则，把自己禁锢起来，又去禁锢别人。人们并不喜欢这种人，但又不敢断然否定她，甚至还得遵从她，因为浸透了她整个灵魂的那一套极左的东西，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林彪、“四人帮”鼓吹成最革命。刘心武透过这个人物的端庄体貌，揭示了她灵魂的黑色烙印，从而赋予这个形象比宋宝琦更深刻、更普遍、更典型的社会意义，在文学史的形象画廊中增添了一个新的“熟识的陌生人”。
《班主任》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就可以体现在谢惠敏和宋宝琦这两个迥然不同而且尖锐对立的性格的某种内在的联系，揭示出共同的根源。虽然谢惠敏对待“小流氓”宋宝琦的“阶级警戒性”很高，斗争立场坚定，但二人在一件事的认定上是相同的——《牛虻》是一部黄书。所不同的仅仅是：一个给书上插图上的女人都画上了胡子，一个看见书中有外国男女恋爱的插图，就认定是黄书的铁证；一个认罪地说“不该看”，一个愤恨地说“得狠批”。这种不同，不过是表现了不同形式的蒙昧无知。这种奇特的现象就是四人帮猖獗时期特定历史条件造成的，宋宝琦和谢惠敏的无知蒙昧，就是四人帮反革命两面派推行的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在我们孩子身上的表现。
所以教师张俊石或者说是刘心武痛彻心扉地呼喊出这句话：““四人帮”不仅糟蹋着中华民族的现在，更残害着中华民族的未来！”他在公园里坐着独自思考的一段描写，无疑是一篇对“四人帮”夺还青少年的挑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