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广州、上海、福州、厦门等成为通商口岸，相继开放。西方传教士在各口岸甚至内地传教游历，西方的资本、文化、商品、信仰、技术等伴随着中国门户的开放与扩大，大规模地涌入，学校、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国内的一些大中城市。
新兴产业、新式教育和技术、新思想、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新鲜事物，给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激荡，传统社会秩序的大分化、大改组和大变革在异质文化的冲击下悲歌激进。
中国传统社会以士、农、工、商为主的基本职业框架，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再也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变乱时代社会政治的虚弱和统治阶级的危机，激起了具有忧患意识与参政意识的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情结与变革政治的心态，传统的士人在伴随着鸦片战争而来的，欧风美雨的冲击下，发生着历史大变局下特有的徘徊、思考与分化。
于是有人依旧专心科举成名之路，有人跨入新式学堂，有人出国留学或成为外交人才，有人入仕为官，有人潜心学术，有人创办实业，有人热衷于教育，有人成为买办，有人成为专业技术人才，有人致力于新军或警务，有人投身于革命。
大部分传统的士大夫，在19世纪的西方文化传播过程中，逐步接受了近代化知识，开阔了视野，活跃了思维而转化为近代型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的人从传统中转变出来，融入时代潮流去支持和从事新式活动，传统的人才结构及人才流向发生了根本变化。
正因如此，近代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维新变法、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立宪、革命等口号不断涌现，洋务派、维新派、保皇派、立宪派、革命派等层出不穷。
年，一纸诏书结束了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在天下人才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不同的近代职业道路之时，进士，这些国家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中坚力量，其流向也发生了极大变化，走上了更加宽广的成才之路。
由于进士出身者一般文化素养都较好，事业起点也较高，做出成就者还是多数。一部分投身政界、军界或工商界，名重一时，也有部分从事各种文化、教育、新闻、出版事业且业绩不凡。
从职业角度来看，晚清进士主要有以下几种流向：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晚清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一部分进士淡出官场，退隐乡里。如徐从枢，咸丰3年中式，适逢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迅猛发展，未及出仕，隐于家；光绪30年进士雷恒、陈国化，民国后隐居不仕。
而大部分进士由于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以学而优则仕为价值取向，缠绕着一种强烈的从政情结，他们入仕为官，有的位极人臣。面对西方精良武器，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双重挑战，一批士大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冲开闭关锁国的牢笼，把视野投向国外，去考察风云变幻的世界情形和寻求制御之方，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尤为突出者。
如同治2年探花张之洞，位列封疆大吏，创办近代工业和新式学堂，编练新式军队，修筑铁路，派遣留学生，成为名噪一时的洋务干将；光绪年间进士康有为、刘光第、杨深秀等讲求西学，在全国各地创办各种学会、社团和报刊，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
立宪派首脑人物谭延闿、汤寿潜等发动了三次立宪请愿活动；当革命排满风云激荡之际，相当一部分进士如杨咏裳、杨兆麟、刘绵训等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选择了暴力革命的方式。
辛亥革命后，熊希龄拥护袁世凯窃国，任财政总长和热河都统，年与梁启超、张謇等组，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汤化龙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内务总长、众议院议长；沈钧儒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高法院院长。
清朝统治受到极大的威胁，镇压农民起义的重担终落到了汉族地主手中。国危民难之际，在积极入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