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民”的发现和“智”的发现的结合，是启蒙运动的开展。因为，“开民智”正是“兴民权”主张和呼唤人的理性自觉的具体实践和落实。
甲午以后，启蒙思想家们发现了“民”，并肯定“民”是国家政治的主体，进而为强国、救国而呼吁“兴民权”，又为使民权政治的制度化而呼吁设议院、立宪法、建立立宪政体。但是我们从整个维新运动过程中可以发现这一事实：从王韬、郑观应以来，“设议院”的口号喊了近20年，至戊戌变法开始阶段，除严复以外，康、梁维新派又将“设议院”要求多次写上奏折，力图付诸实践。但到维新运动进入高潮阶段时，维新阵营“设议院”的呼吁却由热而趋冷。
不仅梁启超接受了严复的劝告，认为中国还不能立即设议院，并把“兴民权”修正为“兴绅权”；康有为也在年7月先后在《日本变政考》中、在《国闻报》上发表的《答人论议院书》中指出，立即在中国开议院是不适当的，还极力劝阻别人发表速开议院的言论，并把“设议院”方案修正为“设制度局”。这是因为，当维新派热切地呼号“民权”，并将“民”真正置于国家政治之主体的地位时，便开始意识到，他们从西方政治学说中转抄来的“民”，与当时中国现实社会中的“民”在内涵上有很大的差距。
西方近代政治学说中的“民”主要是指具有一定的文化和科学知识水平、也有一定的政治能力的“市民阶级”。正如一些人所看到的，泰西之民“农工商兵，人皆知学；妇女童稚，人尽知书”；而中国当下社会的“民”，则极大部分是农村农民，再加上少量的手工业者、工人、商人，和浸泡在儒家经典中的士人。在农工商诸民中，“识字之人百不二三；其一二识字之人，而知文义者又百不二三。”即大多处于文盲状态。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士则沉溺于八股试帖之中，此外一概不知。
总之中西之民“智愚悬越”，即文化和政治素质上的差距相当大。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基础上设立民选议会，建立君与民“共议国政”的立宪制度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维新派的思想触角越是深入到“民”是立宪政治的主体这一层次、越是接近于民权政治实践时，对中国当下的“民”之文化素质及其承载民权政治的能力也就越是怀疑和担忧。于是，中国文化运动的触角又从“民”的政治功能（救亡和实现民权政治）指向这个政治功能赖以建立的基础－“智”，并力图使“民”与“智”结合，亦即使近代知识在“民”的头脑中内化，成为“民”的文化和政治素质。这就是“民智”。
最早提出“民智”问题的是启蒙思想家严复。系统的“西学”教育、亲临西方社会的观察，使他对西方民主政治有了深入而全面的了解，认识到民主制度决不只是政治形式问题，还要有坚实的国民心理和文化素质的基础；他所信奉的斯宾塞社会进化论学说，给了他这样的启发：像生物有机体一样，社会、国家也是一个有机体，它的个体－“民”，则是组成这个有机体的细胞。就像生物有机体的状况取决于细胞一样，国家、社会的盛衰、强弱也同样是取决于社会个体“民”的“品质”如何。
这个“品质”，严复将它概括为“力、智、德”。所以，“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而在当时中国，三者之中“又以民智为最急也”。基于此，年3月严复发表《原强》一文，首先提出了“开民智”口号，并且说：“民智者，富强之原，此悬诸日月不刊之论也”。由此，严复提出了一个由“开民智”而国家富强的公式：开民智－民能自治－自由－自利－利民－富强。
受严复的影响，梁启超也认识到了“开民智”的必要，说：“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康有为也接受了严复的理论，指出：“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而且，严复等思想家们先后提出的“开民智”理论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中立即得到广泛的响应，“为救时之策者必曰兴民权，为兴权之法者必曰开民智”。
“开民智”、“广民智”、“启发民智”、“开通民智”、“智民”、“牖民”等等，不仅大量出现在当时的报刊、书籍中，也成为上自在朝士大夫，下至在野士绅当中非常流行的口号，并且也成为有众多有识之士参加的、影响广泛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实际上，这是启蒙主义者们在救国、强国目标的驱动下，在国家面临急迫的民族危机需要尽快实行政治改革、但中国社会并未形成强有力的实行民主政治之内在要求这一巨大的反差之下，企图以“开民智”的手段消除或缩小这一反差，尽快使国家实现富强。
那么，如何“开民智”呢？戊戌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人的一切善恶智愚等，并非天生的，而是后天习得的：人之有大脑小脑也，脑气筋之有灵也，差不知其然也。天地之气，存于庶物，人能采物之美者而服食之，始尚愚也同。一二圣人少补其灵明，而智生矣。合万亿人之脑，而智日生；合亿万世之人之脑，而智日益生，于是理出焉。即“智”是人类生产和社会活动的经验积累，“智”的获取则依赖于后天的学习，因而“民智”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的各种文化教育活动而获得。
所以，启蒙主义者们的“开民智”活动，主要是兴办近代教育、创办报刊、改革语言文字、文学革新等。所有这些活动，无不贯穿着近代文化启蒙主义精神，无不表现出文化世俗化的进步趋势。启蒙主义者在民族主义、祖国主义的理论阐述中，都指出了这一事实：民族主义、祖国主义的最本质的内容是国民－“国民主义”。而正因为有了这个本质内容－－观念内核，“祖国主义”、“民族主义”才有可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产生、发展，且激昂有力。
所谓“国民主义”，即以国民为中心的一种观念。它是这一时期的核心观念。这不仅是因为“国民”是这一时期书籍、报刊、甚至奏议、公牍上、直至演说、谈论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新名词之一，更是因为它成为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内核，作为时代之精神。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欢呼：“今日中国，国民主义之时代也”。“如火如荼者，国民之气焰也；如风如潮者，国民之势力也；如圭如璋者，国民之价值也。吾安得不顶礼膜拜、馨香祝之，而愿我国民早日出世，以增进我同胞之幸福也。”
“国民”，是对戊戌时期提出的“民”的观念的一大发展。因为戊戌时期启蒙主义者们发现了“民”，极力弘扬“民”，并突破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一元政治架构，但此时所说的“民”，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与“君”相对待的概念，所搭建的是“君”与“民”共主国政的二元政治架构。而且，对“民”的概念的界定还不是很清晰。而在这一时期，“民”被明确改称为“国民”。这不仅仅是概念上的改进，更是这一时期中国人价值观念提升的结果。
在戊戌时期，“民权”被确立为文化运动的价值目标，并由此开展了建立以“民权”为中心的新政治制度的改革活动，和旨在“智民”的“开民智”活动。就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权利”之基础的“平等”渐渐显山露水，至20世纪初年被启蒙主义者树为近代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尽管这一时期文化运动的重心变化不大，但非常明显的是，当价值取向由“民权”被“平等”所更替后，中国文化运动进一步从以群体为本位向个体为本位转型，文化运动的触角便进一步指向更深处。
结语
即使在政治问题上，体现一国之民人人平等的“国民”、“国民政治”、“国民主义”等概念成为权威性的话语。国民的平等参政权成为当时几乎是举国上下共同认可的原则，体现这一原则、即为保障国民平等的议会、宪法、三权分立等“国民政治”的制度设置也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而且，思想内涵在国家观念明晰基础上实现了升华－“民”已独立于君权之外，成为与国家相对应的政治范畴。即：“民”依附于国家，国家属于全体“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