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以前,西方来华传教土、洋务派曾经组织翻译、出版过相当数量的西学、新学书籍,但到戊戌时期,人们明显感到这些译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
年,梁启超曾说,二十余年来,洋务派及传教士所译录西书中,“可读之书略三百余种”,与英伦大书楼所藏书“凡八万种有奇”相比,“直九牛之一毛耳”。且因“宗旨剌谬”,致使所译之书兵学几居其半”。梁启超提出要“择书而译,当知西人之所强者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
不师其所以强,而欲师其所强,是由欲前而却行也”。中国传统的木版刻书的主体地位,洋务派、传教士包办译印西书的情况,甲午以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维新派在利用报刊宣传变法维新主张的同时,也很重视图书的出版发行。上海强学会在所举“最要四事”中,第一件便是“译印图书”。《时务报》创刊后,申明“一俟存款稍裕即当译印西书,推广译报”。
没过多久即代印梁启超《西学书目表》附《西学书法》,并予以介绍说:此书“所刊书将四百种,区分门类,识别优劣,笔记百余条,专言西学书源流门径,有志经世之学者不可不读也”。初印二千册,迅即售罄。不久,又印售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四上书记》,各重印数次。
此外,还印行过《光绪会计录》、《中国工商丛报》、《日本学校章程三种》、《气象丛谈》、《天文地理数略》等书。年,梁启超、康广仁创办大同译书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还译有各种学堂用书、宪法之书、章程之书、商务之书等各种门类的图书。
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桂学答问》,梁启超的《中西学门径》,徐勤的《春秋中国夷夏辨》,麦孟华的《经世文新编》等,都曾由大同译书局刊行。
此外,农学会专译农B,医学会专译医书,各省官书局仍不时续译兵书,特别是上海的务农会,编译农学书尤为努力,先后刊行百余种。天津国闻报馆、长沙湘报馆也都印行过西学新书;北京的强学会成立不久即改名强学书局,计划出版一批介绍西学知识的图书,只可惜尚未着手编译,即被清廷封闭。
到20世纪初年,中国图书出版业达到空前繁盛。从出书数量上看,仍以翻译出版的西书为例,年出版的《东西学书录》收录年以后半个多世纪出版的译书书目种,而年问世的《译书经眼录》所收至年间出版的主要译著书目即达种。
也就是说,辛亥时期前五年的译书出版量几乎相当于以前五十多年的总和。另据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一书中的统计,至年十年间,共译印各种西书种,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
从图书内容上看,品种更多,门类更加齐全,翻译书籍中,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所占比重陡然猛增至年三年间,共译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学等社会科学书籍种,占同期译书总数的61.4%。
由于民主革命宣传的现实需要,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方面的译著印行尤多,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斯宾塞的《女权篇》、《政治哲学》,伯伦知理的《国家学》,约翰·穆勤的《自由原理》等书,均在年前后出版发行。译书以自然科学、实用技术为主,“兵学几居其半”的情况已经看不到了。
还应特别提到的是,革命派编印的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据统计,从年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到年武昌起义爆发期间,这类小册子多达种左右,其中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影响最大。
《革命军》出版后不到十年,先后印刷二十多版,发行一百一十余万册,居清末革命书刊销量的第一位,在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上起到了巨大作用。
有人还将《革命军》与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编在一起,题名《章邹合刊》,各地交相翻印,以期进一步扩大革命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