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文睿谢吕容
来源：南方传媒书院
一、鲍德里亚预言的镜像式困惑
鲍德里亚是一个懒散的疯子，有着惊人的感知力和想象力，在他描述的消费社会中，个体已经濒临消亡，侵吞巨物的机器在不停运转，个体的生产变得专业化，需要依赖新的技术秩序生存下去，现代的狂欢是网络、媒体、虚拟，一种任何人都能感受到的霸权体系。
一切事物逃不过达尔文法则，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网络霸权与狂欢的背后是纸媒的落寞与逐渐消亡。
纸质出版物由于纸介质载体的限制，信息容量相对有限，并且文字加图片的传播变现形式较为单一，而且一旦发行，内容便不可更改，对信息的扩展十分困难。
纸媒的危机表现为停刊，直接原因就是发行量的下降，特别是广告收入的下降，而这个趋势已经发生了较长时间，只不过是量变引发了质变，最终以显著的方式表现出来了。
二、后疫情时代，纸媒更落寞了？
（一）消毒的报纸，奢侈的阅读
本就严寒的冬天，又迎来了狂风暴雪。新冠肺炎疫情是纸媒的敌人，即使在疫情过后，报纸的发行量依旧不容乐观。
洗手，防护，消毒，戴口罩是疫情期间每个人的日常。人们潜移默化地形成新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为了安全期间，本来一家人吃饭现在倡导分餐制，本来可以在饭店开开心心吃饭现在最好能打包回家一个人吃；进门消毒，出门防护，如今看个报纸杂志同样也需要消毒，甚至消几遍毒，才能放心阅读。
奢侈的报纸阅读，让人们变得更加不便，既然如此麻烦，不如将之抛弃。看报的情怀不再，而移动媒介也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
（二）后半夜的凄凉，艰难送报背后
报纸发行业是后半夜上班的工作。从编辑部把稿传给印刷厂，经过排版、排胶、制作、调试到印刷，已经接近凌晨4点，到5点，印刷完司机开始运送，递到送报员手里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凌晨5点半，送报员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冬天甚至要更早，4点半就要起。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年无休。“地球不爆炸，记者不放假。”不放假的何止是记者，一整条线的工作人员都不得休息。
倘若说记者的存在仍有价值，那么送报人们这样辛苦的运送工作，只为了把一张张薄薄的报纸及时送到早在手机上了解了前一天新闻的用户手上。这样的工作，还有存在价值吗？
诚然，不通网络的偏僻山区或许仍然需要借助报纸这样原始的媒介获取信息，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信号覆盖率的提高，加上今年底便要完成的全面小康计划，这样的地方也迟早被信号覆盖。到那时，报纸或许就将寿终正寝，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博物馆的下一样展物。
（三）报刊亭和油墨纸张的孤独：终究是我不配
二十年前，报刊亭还是每个人几乎每天都要去的地方，买两本杂志，看看最近的报纸，扑面而来的油墨味令人心安。昔日的报刊亭曾是人们获得信息的窗口。
据统计，年至年底，全国邮政报刊亭共被拆除个，截止年底，中国邮政报刊亭数量为座，比年减少了2万座，北京从高峰期的两千多座报刊亭，近几年来减少了差不多一半。而直到年年底，全北京仅剩个报刊亭。
就算是在媒体行业发达，文化水平较高的首都北京，报刊亭的风生水起到如今命运潦倒，期间也不过十几年的光景。
它们曾经是城市的眼睛，八十年代有一篇文章叫《窗口》，充满深情地写着：“敲开售报亭的窗口……售报亭——时代的相机”。
现在看到这里的你，不妨想想看自己已经多久没有光顾过报刊亭了？
落寞的报刊亭，和“油墨”和“纸张”成了纸媒衰落的陪葬品。
纸媒不是自古就有的，和万事万物一样，能产生，就能灭亡。纸媒的特殊质感决定了它作为一种媒介的特殊性，也有其文化历史意义，但它终究只是一种信息的载体，读者需要的是信息而不是载体。随着新事物的发展，旧事物不去从自身找突破、搞创新，把握发展机遇，只靠所谓的“优雅”摆姿态，买椟还珠，恐怕只是自取灭亡。
（四）遭嫌弃，无人喝彩——纸媒面临数字转型
纸媒最大的危机表现为停刊，直接原因就是发行量的下降，特别是广告收入的下降。实际上，这个趋势已经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量变引发了质变，最终以疫情为契机显著表现出来罢了。
比起线上各大电子报刊恰到好处的广告植入以及自媒体的高流量曝光，报纸杂志的广告已经几乎无人问津。广告商宁愿花钱投主播也不愿考虑风雨飘摇的报社，没有流量就没有广告，没有广告就没有钱维持经营。如果说对于大报社而言是“割块肉”的话，那么对于没有国家兜底的小报馆而言，几乎是遭受“灭顶之灾”。倒闭成为难以逃脱的结局。
纸媒正在变成奢侈品，纸媒的优势并不代表纸媒的未来。面对无情打击，前途未卜，难道纸媒真成了夕阳产业、落后产能了吗？
三、疫情困境下新媒体冲击下，纸媒，值吗？
（一）
疫情期间，新媒体在传递信息、引导舆论、安抚民众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