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国第一位被世界承认的企业家张謇相比，郑观应要年长一些。当5岁的张謇在江苏南通老家寒窗苦读时，16岁的郑观应已收拾行囊，从广东中山出发前往上海，弃学习商；等到41岁的张謇历尽千辛万苦终中状元，郑观应已在困顿中出版了名著《盛世危言》。
但二人的共同之处在于：同样生于战火不息的时代，同样一边投身于实业，一边在新旧秩序的胶着、新旧价值观的碰撞中，为国为民之道思索着、努力着。
图片郑观应/来源：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商业名人
郑观应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张謇则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他们共同亲历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军阀混战等。生逢乱世，张謇却在后半生的30年中，创办了鼎盛一时的大生集团，且以一人之力成就了南通一城。而郑观应一生更是经营实业达60年之久，从外商洋行到民族工商业企业，每每临危上阵力挽狂澜，最高峰时同时担任五六家知名企业的总经理，堪称“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其集大成之作《盛世危言》正来自他多年的对外观察和丰富的实践磨砺，被誉为“医国之灵柩金匮”。而他本人在实业家的身份之外，更被公认为“全面看世界的第一人”。
如果说，张謇是由政治理想出发走向创办企业，那么，郑观应则是从商业实践中升华出乱世救亡之道。有学者评价郑观应“是一位名符其实的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先驱。且以先行商务实践的体悟，升华了商战理论”，如此评价，并非过誉。
买办生涯
郑观应出生于广东中山三乡镇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是具有地方绅士身份的乡村塾师，所以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和那个时代执着于科考的家族不同，当年，16岁的郑观应县试落榜，得到的父命不是一考再考，而是前往上海，学习从商。
中山古称香山，毗邻澳门，素来重商，且是中国最早、也最深接触到西洋文化的地方。连接中山石岐至澳门的岐澳古道，就从郑观应的家乡三乡镇雍陌村穿行而过。郑观应从小受到民风熏陶，而且少年时就曾在父亲的指导下跟随亲朋走出国门，游历过越南、泰国、新加坡等地，眼界宽广。于他而言，果断放弃科举，选择从商并不需踌躇游移。
那时，中国已经历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在进行中。因国门大开，洋商大量涌入，随之也涌现出一个新职业——买办，香山则因民风通达成为“买办故乡”。买办受雇于外商，协助其与中国进行贸易沟通。郑观应的叔叔、同宗兄弟及世交朋友都在上海外国洋行做买办。郑观应的第一站，就是投奔叔父，在上海新德洋行，从打杂开始做起。次年，在亲友的介绍下，他入职英商宝顺洋行，开启正式职业生涯的第一步。
香港宝顺洋行/来源：维基百科
宝顺洋行是上海开埠当年进入上海的十一家洋行之一，当时正如日中天，与怡和、旗昌并称上海“三大洋行”，在长江内河航运业占据优势地位。这为郑观应构筑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在这里，他虽然从学徒起步，但勤奋好学，还在业余时间不惜将微薄的收入悉数投入英语学习。所以，在结束为期两年的学徒生涯之后，他顺利升任买办，开始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轮船揽载事项。
这一时期，郑观应的商业才能已经初显。这位年轻的经理人不但为公司开辟了江西、福州等地的市场，还投资加入了中英合营的公正轮船公司，并被推为董事。到年，宝顺洋行在激烈的竞争中败北停业时，郑观应已在这家公司整整工作了七年。七年时光里，他稳扎稳打，积累一定的英文功底，见证并学习了西方近代企业管理制度，比如集股经营，由股东选举产生董事会，委派经理团队管理企业；重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以及监督机制相对齐全等。在此期间，郑观应也因工作之故与中外商人和社会名流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打下了坚实的人脉基础。
在这之后，郑观应与人合股承办茶栈，还投资过盐业生意。年，太古洋行组建轮船公司，总船主曾与郑观应在宝顺共事多年，对他十分赏识。在对方的力荐下，31岁的郑观应受聘为太古轮船公司总理并兼管帐房、栈房等事。这时候，他的经营管理经验已日益丰满，在新公司大展身手。一方面他通过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商业机构和金融机构开源，另一方面又通过购买烧煤少、行驶快、装货多的新式轮船节流。太古轮船公司在郑观应的打理下后来居上，迅猛发展。
总之，到40岁时，郑观应已游走于商场二十多年，积累了包括投资、经营及具体管理等各方面的深厚经验，和唐廷枢、徐润、席正甫并称为晚清“四大买办”。不过，和普通的商人不同，尽管早前在科举乡试中落榜，但郑观应受过正规的旧文化训练，身具儒者之气，更有浓厚的爱国情怀。早在年，他便将多年商场中的所见所闻及自身经验汇成一体，写成《易言》一书，提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工商业，促使中国富强的具体措施。
转身“国企经理人”
在太古轮船公司任职期间，郑观应还结识了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盛宣怀，以及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深受二人器重。因此，年前后，当李鸿章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就曾邀请郑观应入股并参与筹办。郑观应力排众议，主张引进机器生产，终使上海机器织布局成为中国第一家使用机器生产的棉纺织厂。
但这次合作的尝试中，郑观应与官僚体制的摩擦也尽显。最初，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总办是官僚彭汝琮，他无视郑观应的建议，在资金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就贸然大肆购买地皮、订购布机，导致织布局因无钱支付布机款信誉大跌，投资者闻风止步，几乎陷入无法维持的地步。李鸿章紧急撤彭代郑，郑观应通过报刊召集民间集资，筹集股银50万两，才使织布局走出困境。
不过身为一名职业经理人，这还不是郑观应最为高光的时刻。几年后，中国第一家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在外资轮船公司的联手打压下举步维艰，急需经营人才的李鸿章再次向郑观应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加盟。但同时太古公司也对郑观应极力挽留，甚至做出给与退休金的承诺。郑观应权衡再三，最终选择于年放弃了太古公司的高薪续约挽留，加入轮船招商局，为国效忠。出于责任心，在离开太古前，他还选好了接班人，保荐杨桂轩接任总办一职。
于郑观应而言，这一次选择，意味着其从外资企业的买办，转型为“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参与到筹划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的商战中。他也由此和这个企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来源：招商局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