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英国殖民者镇压了民族大起义后，一方面加强了对印度的统治，一方面想通过改革的措施来恢复秩序。一八六O年制定了“印度刑法”，一八六一年又公布了“刑事诉讼法”。各省的特许法院代替了旧的最高法院和东印度公司的高级法院。
英国殖民统治的加强
根据一八五三年的特权法案成立的立法机关，可对行*机关采取批评的态度。英国殖民者认为，不能让这个立法机关成为“一个英－印下议院”，因此必须改革。同时也想通过改革，“有助于和谐上层土著的人心”以服从他们的统治，同上层的土著人士达成和解。一八六一年议会法案规定，立法议会应严格限于立法，既不应控制行*和财*，也没有咨询的权利。同时规定，印度总督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不经立法议会的同意就可以颁布法令。
另外，总督的参事会和省的参事会名额也扩大了，吸收那些非官方人士参加，即吸收“上层土著人士”参加。为了加强对印度的统治，一八七七年英国议会通过皇室封号法案，批准女王改变她在印度的称号。一八七七年一月一日，在“一个无比壮丽的见厅”里，总督李顿宣布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为印度女皇。
印度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印度资本主义是在殖民地化过程中产生的。十九世纪，印度的工业开始发展，印度资产阶级初露头角。英国资产阶级直接参加了印度工业发展的过程。随着英国世界工业霸权地位的丧失，英国资产阶级对印度的殖民掠夺更加迫切了。一八五七年印度人民大起义后，英国提出开发印度资源的口号。十九世纪下半期，印度完全成为英国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地。
早在人民大起义前，印度境内已经出现了几条铁路和几家工业企业。铁路是印度资本主义的先驱。铁路在一八六0年只有一千三百公里，一八九0年则为二万五千六百公里，一九OO年增加到四万三千一百多公里。一八五三年，印度人在孟买创办了第一家纺织厂。一八五四年，英国商人奥克兰在加尔各答郊外创办了第一家*麻工厂。到一八八0年，纺织厂增加到一百五十六家，雇佣工人一万四千人。到一九O0年，纺织厂增加到一百九十三家，雇佣工人十六万一千人，拥有四百九十五万支纱锭。
印度工业生来就带有殖民地烙印，铁路的布局，是从港口展开辐射面，伸向内地。其任务是：使英国*队迅速开到印度任何地方；把英国商品渗入印度内地；从印度的穷乡僻壤把小麦、棉花、茶等原料运往港口。工业主要分布在港口，如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等地。在工业中，轻工业占优势，主要是纺织工业和*麻工业。民族资本主要经营纺织、印刷、造纸、榨油等工业，工、矿、铁路等部门全由英国人投资经营。印度资本家的前身，是富商、买办、高利贷者、地主、官吏等。他们在资金、技术、设备上都依赖英国。
因此，印度资产阶级和英国垄断资本家存在依附关系。但是，印度资产阶级和英国资产阶级之间仍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英国资本家依仗殖民*权，采取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手段阻挠民族资本发展。殖民*府根据英国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制定关税*策，加强英国商品在印度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例如，一八八二年，英国*府应兰开厦制造商的要求取消了对输入印度的棉织品的一切进口税。英国资本家还几乎全部的控制了印度的近代交通工具，他们随意抬高运价，阻挠各地之间的货物流通。因此民族资本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印度资产阶级一方面依附英国殖民者，另方面又同英帝国主义有矛盾，这就决定了它在民族革命中的两面性。农民起义和早期工人运动
随着外国商品和资本的流入，印度农村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农业的商品化和专门化加强了。孟买和中印度为棉花种植区，阿萨密的茶叶种植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马德拉斯的落花生成了主要出口商品。印度农村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关系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畸形发展着。印度农民虽然成了世界商品市场的生产者，但他们仍在半封建分成制下面耕作自己的土地，把总收成的一半以上交给地主，作为地租。沉重的地租和日益增长着的对商品市场的依附性，又把农民驱入高利贷者的网罟中，成为高利贷者的盘剥对象。帝国主义者，封建地主买办、高利贷者几座大山压在印度农民头上。
十九世纪下半期，印度连年饥荒，饥荒共二十四次，死亡二千八百五十万人。殖民掠夺和连年饥馑，激起了连绵不断的农民战争。例如，一八七二年旁遮普地区的锡克教起义，一八七二一一八七三年第一次马拉特农民起义；一八七五年第二次马拉特农民起义；一八七九年的第三次马拉特农民起义；一八七九一一一八八0年泰鲁古族和沙沃族的起义；一八八二年比哈尔地区的农民起义等等。英帝国主义唯恐这些分散的火种连成一片，酿成象一八五七一一一八五九年的民族大起义，因此很快出兵把各地起义淹没于血泊之中。
随着近代工业的产生，在印度出现了第一批产业工人。十九世纪末，印度已有五十万以上的产业工人，他们大部分来自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节季性工人较多，流动性较大。女工和童工占三分之一。他们所得工资微薄，劳动沉重，工作日长达十四到十五小时，根本没有假日。工人不仅受资本家剥削，而且还有工头从中克扣他们的工资，进行种种勒索。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几乎全是英国人，印度人只能从事简单劳动。沉重的劳动严重损害工人健康，骇人听闻的死亡率，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殖民地的工业布局，使印度工人阶级主要集中在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等几个大城市，这为开展工人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一八七七年那格普尔皇后纺织厂的工人罢工揭开了印度工人运动史的第一页。一八八二一一八九0年，共发生二十五次罢工。这是工人运动的早期阶段。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印度工人中间出现了共济会性质的组织。一八八四年，孟买工人在马拉特人洛杭德主持下举行第一次工人会议。一八九0年，在洛杭德倡导下在孟买成立第一个纺织工人职工会。不久出版了《工人之友》报。这时的工会还是共济会性质的组织。工人阶级还没有登上*治舞台。
资产阶级民族空义的诞生
英国的殖民统治和印度民族资本的产生，使印度的民族主义诞生，七十年代出现了代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诞生要追溯到十九世纪初期。当时民族主义的先驱是兰姆·莫罕·罗易（一七七二－一八三三年），他被称为印度民族主义之父。罗易的民族主义还采取宗教的形式。他反对中世纪的印度教思想体系，形成了一元化的宗教哲学，建立梵（即神）无往不在的梵教派。一八二八年，他在加尔各答创立梵教会，提出一些改革要求，如对欧洲人实行同样的裁判权，建立陪审制度等。
罗易逝世后，梵教派逐渐抛弃宗教形式。梵教派领导人凯舍夫在一八七O年创立印度改革协会。一八七五年，苏伦德拉·纳特·巴纳吉创立印度协会，这是第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知识阶层的民族主义组织，到一八七八年，全国已有一百二十四个分支，几乎遍及印度各地。他们创办几十种报刊，用孟加拉文、马拉特文、乌尔都文和印地文出版。
七十年代，在孟买出现了印度国民经济学派，其代表人为马哈捷夫·戈文德·拉那德和达达巴伊·纳奥哲罗。拉那德是英国法庭的法官，著名的经济学家，著有大量*治的和经济的著作。他提出普及欧式教育、奖励民族工业和实行社会改革等项要求。纳奥哲罗出身于拜火教富商家庭，是渊博的经济学家。他在《印度的贫困》一书中揭露了英国对印度的掠夺。国民经济学派在国内站在王公和地主一边，反对农民斗争。他们主张，在英国人的领导下实行自由主义的、渐进的改革。
国民大会*的成立
十九世纪末，印度改革协会、印度人协会、最高精神信徒协会等民族主义组织相继诞生。一八八三年，加尔各答的印度人协会召开第一次全印度代表大会，出席者有孟加拉、马德拉斯、孟买和联合省的代表。这些都表明：一个民族主义**正在孕育诞生。当时印度总督杜富林和老殖民官吏休谟等人都估计到印度*治形势的发展趋势。休谟在备忘录中写道：“在当时和现在，我没有丝毫怀疑，我们在当时确实是处于一个最可怕的革命的极度危险之中”。
于是老奸巨猾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便一方面镇压人民起义，取消新闻自由（一八七八年），颁布《武器条例》（一八七九年）;另一方面休谟等人又到印度著名社会活动家当中活动，谋划成立**，以便把民族主义者拉到殖民当局一边，把斗争引导到合法轨道上去。一八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孟买召开了全印国民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占百分之五十，商人和高利贷者占百分之二十五，地主占百分之二十五。其中多数是印度教徒和拜火教徒，伊斯兰教徒占少数。会议以英语作为大会正式语言，严格遵守英国议会的程序。大会主席是印度协会的创始人巴纳吉。他在开幕词中说：“……英国对印度造福无穷，全国都为此对英国表示感激。英国给了我们铁路，而最重要的是给了我们欧洲教育的无价之宝！”从这段演讲词中可以看出国大*对宗主国的温顺态度。
会议通过九项决议，其中心议题是要求民族平等，给印度以自治。大会希望“用立宪和平方法”来达到目的。大会的另项决议是实行保护关税*策，以便加速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大会决议，在印度各城市轮流召开代表大会之后，结束自己的工作。
国大*成立不久就分成两派，一派为守旧派或称稳健派，另一派为激进派或称极端派。激进派反对国大*领导人对英国殖民者采取的妥协态度，认为印度落后的根源是英国的殖民奴役，因而主张同英国殖民者进行坚决斗争。
激进派的领导人是巴尔·甘格达尔·提拉克（一八五六－一九二0年）。提拉克出身于马拉特族婆罗门种姓的小地主家庭，曾学习法律，一八六九年入孟买立法院供职。提拉克在少年时代就怀有誓将生命献给祖国的壮志。一八八O年创办《狮子报》，宣传民族主义思想，揭露殖民当局的横暴行为，积极进行社会活动。马拉特青年曾从提拉克那里受到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熏陶。
提拉克参加国大*不久，便和国大*领导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生分歧。他决定反对英国统治，主张在斗争中使用暴力。他对自治的解释与稳健派不同：“自治就是自己的统治，要把全部管理权拿到自己的手里，我要房子的钥匙”。提拉克把民族独立的思想传播到群众中去，组织群众性的斗争。由于他的号召，孟买各地区农民在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七年荒年期间，曾对英国殖民者进行抵制，拒绝缴纳田赋。英国殖民当局在一八九七年借一起刺杀英籍官吏的恐怖案件，判处提拉克十八个月徒刑。
提拉克不像稳健派那样崇拜西方文化，而主张以印度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提高民族自豪感。但他远不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民族遗产和西方近代科学文明。为了攻击稳健派的“反民族的”、“西洋化”的倾向，他过分地强调了民族文化，甚至把民族运动建立在陈腐的古代宗教迷信的基础上。他始终佩带“再生者”的圣带，竭力维护种姓制度，这些都对民族运动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结语
提拉克在印度人民群众中的影响，随着民族运动的发展日益增高，到十九世纪未二十世纪初，他成为印度民族运动的代表人物，在印度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