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间道李天纲海派文化的渊源及其传承上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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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为读者朋友们推荐刊登于《书城》杂志年9月号上的由李天纲撰写的文章《海派文化的渊源及其传承》。

如何传承文化遗产，守住文化遗产；很多建筑是拆，是留，还是转型改造，这涉及上海各个区的很多案例，而且又跟今天的很多热门话题，比如江南文化、海派文化连在一起。讲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有一条贯穿线索，两者之间有连续性。江南文化在明清时期就已经成型，非常发达。一九八六年，谭其骧先生在一次会议上对我们说：宋明以后，“江南是当时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苏州为其都会”（《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收入《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年）。文化的中心在明清时期已经转移到江南。“苏松熟，天下足”，苏、松并重，经济上有此说法，文化也可以这么说。松江府不可轻视，它在明中叶有后来居上的趋势。最近，我们好几项研究都可以证明，明万历年间以后，多种文化活动，如刻书、藏书、科举、结社等，从苏州向松江转移的趋势非常明显。从明末“复社”的崛起，到清初“吴中七子”的扬名，再到清中叶“守山阁丛书”刊刻、松江府各县的文化活动在“五口通商”，以前都是很活跃的。明清上海是松江府的巨县，万历年间经济就在江南达到鼎盛，乾隆年间苏松太道署移到上海，文化进步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当然不是明清“江南文化”中的例外。

《传统文化的再估计》

海派文化是从上海开埠以后才开始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化人讨论上海社会风尚的时候用起来的术语。“海派”一词虽然不只是用来形容上海文人的，但鲁迅、沈从文等人在介入和讨论文学界的海派、京派之争时，使得这个词的含义是简单明了的。过去说“侬人老海派的”（上海话），含义还是蛮复杂的，有点羡慕嫉妒，有点批评揶揄，也有点表扬赞美。当时上海人的价值观是多元的，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在“京海之争”中海派就基本上是负面的，是一种道德立场，一种外来眼光，是说这人做事夸张浮华，不守信，喜欢讲排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是一座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大都市”，什么现象都有，只用一个标签来形容上海文化，哪怕只是其中的“文学”现象，是危险的，也是不可能的。

咖啡馆速写（图片来源：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海派”变成一个标签，要拿它来代表一种上海的文化精神呢？一九八五年上海文化发展战略讨论时候，上海历史学界的学者，如唐振常、陈旭麓、朱维铮、吴云溥、魏承思、周振鹤和我们一些人，提出来为“海派”正名，去除对上海文化的偏见，解释它的合法性，然后甩掉历史包袱，轻装上阵。大家都赞成把“海派”推出来，作为上海文化的一个标志，把很多问题澄清一下。将近四十年过去了，一两代人说下来，现在真的拿“海派”说事了，道理上是顺的。海派文化在虹口区，那里是上海最早的五方杂处，中西融合，这是确定的，当年的海派研究是这么说的。现在徐汇区提出自己也是“海派之源”，也没有问题，因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海派”融合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西方文化，徐家汇是欧洲文化与江南文化融合的先锋地区，这个也是没有疑问的。虹口的社会生活、市民生活比较发达，徐家汇则是宗教生活、文化教育比较突出。

《南京路：东方全球注意的诞生》

上海文化的源和流

上海文化，“江南文化”是源，“海派文化”是流。受十九世纪欧风美雨的冲击，使得这个“流”更显壮大，更显重要。毫无疑问，上海文化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近代文化，而不是一句殖民地文化、外来文化就能批倒的。“江南文化”成功地在上海地区转型为“海派文化”，讲明白海派文化在江南文化中的地位，其实不太容易，因为存在很多误区。有一些误区是过去留下来的，比如我们一直把上海定义为一座近代城市，以前没有什么历史，即便有一点的话也不重要。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宽先生做过上海博物馆馆长，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讲，六大古都（西安、南京、北京、洛阳、开封、杭州）、七大古都（加上安阳），没有上海是可以的；但是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评出二十四个，其中没有上海是说不过去的，上海在明清史上是很有地位的。杨宽先生是青浦人，是古代都城研究领域的权威。上海文化的起源在哪里，起源于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关系到上海的城市性质，也关系到上海的城市遗产和文物保护，是要认真讨论的。鸦片战争结束后，上海开埠，因为中外贸易，上海文化发生了重大变革。二十世纪上海文化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形成压倒性优势。曾有一句话说：“三千年的历史要看西安，八百年的历史要看北京，百年历史看上海。”这样说大致也是对的，但把上海说成好像就是一座近代刚刚崛起的大都市，此前没有历史文化，这就不对了，可惜今天还有好多人是这么看上海的。

上海仅仅是一个近代城市吗？它的明清历史是怎样的？有没有来源、有没有传承？它的地位是怎样的？这些我们都没有说清楚，以致说了很多错话，做了很多错事，拆了很多不该拆的文化建筑。所以讲起源的时候，我们要讲两面，不单单要讲近代的上海，即“维多利亚式”的上海，也要讲明清时期江南的上海。

《上海史：第一卷》

近代上海是五口通商城市中发展得最顺利的大都市。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从朝廷来看，这五座城市中，上海的行政级别最低。广州和福州是省城，厦门和宁波是府城，上海只是县城。不过，上海是苏松太兵备道的驻地，行使海关、海防和海运等多项职能。兵备道移沪，说明江南地区的海洋事务集中到了上海。上海在五个口岸中处于最北面，外国人称为“北华”（NorthChina）。洋商喜欢上海，说是上海人脾气比广东人温和，无非是开埠爽快，乐意做生意。另外，上海城市富裕，货源充沛，水路发达，拿货最方便。五口通商后，外国人集中到上海交易。十年后的一八五三年，上海港的进出口总额就超过了广州。《北京条约》《马关条约》后继续开埠，沿海港口自北向南，旅顺、天津、烟台、青岛、温州、汕头，长江港口一路往西，镇江、九江、汉口、重庆，连苏州、杭州，都开埠了。开埠城市都是城市化、工业化的先驱，上海则是上一次现代化的表率。煤气、自来水、电灯、电话、电影、汽车在上海首先使用，工业GDP、进出口总额、工厂总数、汽车拥有量、报刊发行量、大学数量等，都位列第一。举电气化的例子，一八七九年，工程师毕晓普在乍浦路用蒸汽机试验发电，点亮了路灯，和爱迪生在纽约试验电灯是同一年。一八八二年，第一座发电厂在南京路营业，比巴黎的第一座商业发电厂只晚了三年，和纽约的营业电厂几乎同时。工业革命第一波——蒸汽机的时代，上海没赶上；电气时代上海就赶上了，早早地实现了电气化。马建忠家族在远郊的朱家角镇投资建电厂，一九一二年就有了路灯，用电机来打谷碾米。

近代上海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发展，在电气化时代，与全世界主要城市相比也是不相上下。当年领先于新加坡、香港、曼谷、孟买这些亚洲城市就不说了，与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相比，上海也不差。西方城市花了二三百年建设的市政规模，上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赶上了。以英租界最初范围，即外滩、洋泾浜、苏州河、河南路四至内的密集楼宇来看，不亚于当时世界上任何一线城市，上海达成了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其实是再全球化，是第二次。第一次城市化留给我们这一代很多文化遗产，而我们却不太容易认识到它们的价值，拆了好多。

作者简介

李天纲，年出生。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协助唐振常先生研究上海史。历任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法国人文科学院、哈佛燕京学社、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学系、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兼任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当代社会研究中心、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任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宗教学会理事。

上述内容选自《书城》年9月号刊

作者/来源：上海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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