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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律师面临的29个尴尬处境,每一个都戳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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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面对咨询的尴尬

咨询往往是律师承揽业务的开始。虽说律师业务收费标准规定了咨询可以收费,但绝大多数的律师为了承揽业务的需要,都提供免费咨询。由于律师这一职业本身提供的就是一种无形的知识服务,所以律师在解答咨询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了服务。面对免费咨询,律师的尴尬便不可避免。如果你对当事人解答得很清楚,当事人完全满意并接受了的话,那么当事人就可能撇开律师自己去操作了,这样律师可能会赢得一句感谢的话,却会白白失去收费的机会,义务为当事人贡献了自己的智慧。然而如果你有所保留,使当事人并未完全听明白的话,那么当事人就可能怀疑你的能力和水平,最终你还是会失去这单业务,仍然收不到任何费用。如何把握好这种矛盾,对于许多律师来说,都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02

面对收费的尴尬

由于律师业务的特殊性,律师的案件来源大多都是通过熟人介绍而来的。而在做什么都讲关系的中国,既然是熟人介绍来的案件,你总得在收费上降低一些,熟人才觉得有面子,当事人也觉得高兴。所以,虽然律师的收费标准有规定,但很多时候,律师的收费都低于规定的标准。不这样做,就可能既得罪了朋友,又失去了业务来源。律师预先收取了费用之后,如果案件办得比较顺利,很快以某种方式结案了,有的当事人就会认为“律师赚钱很容易”,感觉自己“吃亏了”,于是就想方设法要求退还一部分律师费,甚至不惜投诉或者闹事。但是如果案件比较复杂,时间长、环节多,那么律师的投入产出就明显不成比例,而当事人则绝对不会增加一点费用,最多也就一句感谢了事。现在又比较流行所谓“风险收费”,即律师在办案结束之后再根据案件的结果收费。这种方式,律师更为尴尬。如果结果不理想,律师不仅白白投入人力、物力、精力,甚至还要被当事人嘲笑无能;如果结果理想,一些当事人又不讲信用耍赖不予支付律师费。总的来说,收取律师费对于很多律师而言,往往是一件比办案更让人头疼的事。对于许多律师来说,谈收费难,收取到费用更难;先收费难,后收费也难。反正就是一个字:难。

03

面对熟人的尴尬

律师的业务,大多来源于熟人或者熟人介绍。一些熟悉的朋友,知道你是律师后,可能会经常请你吃饭、娱乐,并且在吃饭、娱乐的时候经常咨询你一些法律问题。这种情况下,你实际上已经在为他提供法律服务了,但你却收不到他丝毫的律师费用,反而还似乎欠着他的人情。如果哪天你提到了收费,那恐怕连朋友都没得做了。但是作为律师,你还必须维持着这种并不十分公平的所谓“朋友关系”,因为或许哪一天朋友真的摊上事了,你可能真会收到一点费用。另外,熟人介绍来的案源,收费高了面子上过不去,收费低了自己吃亏甚至还得赔本,这也经常让律师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要真正地处理好这种矛盾和关系,实在是一种艺术,不是一般人随便学得会的。

04

面对当事人的尴尬

许多当事人在最初遭遇法律纠纷或者急需法律帮助的时候,往往六神无主,见到了律师就像见到大救星一样,不仅对律师非常尊敬,也会表现出非常诚恳的样子,律师说什么就是什么,甚至感激涕零。然而,当他们在漫长的司法过程中逐渐懂得了一些法律知识或者问题有了一定的进展之后,许多当事人就开始冷落律师,有的拖欠原先承诺支付的律师费,有的甚至还无事生非地找律师的不是,要求退还部分律师费。许多当事人在律师办案的时候,口口声声要和你交“朋友”,其实说来说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你少收费,并且重视他的案件。但往往案件一结束,你甚至连这个所谓的“朋友”的人都找不到了。所以有律师说,一些当事人就是“当时人”——“当时是人,过后就不是人”了。此话虽然说得有点严重,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许多媒体谈到律师和当事人的关系,包括律师行业协会和主管机关都认为律师和当事人“信息不对称”,生怕律师欺骗了当事人。殊不知在付费能力和付费的诚信方面,律师与当事人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当事人并不存在什么“主管机关”或者“行业协会”的约束,所以他们丧失诚信、欺骗律师、拒付或者耍赖延付律师费的现象也屡见不鲜。遭遇如此当事人的时候,律师往往只能哑巴吃黄连,打掉牙往自己肚里吞。

05

面对死囚的尴尬

沈阳“”爆炸抢劫银行运钞车案主犯张显光年8月落网之后,媒体报道说许多律师争相提出愿意免费提供辩护。年11月9日张显光爆炸、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一案在沈阳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据媒体报道,法庭上,张显光自认为自己罪孽深重死罪难逃,因此轮到张显光的辩护人质证时,律师刚刚开口,就被张显光厉声打断:“你闭嘴吧!我不用你辩护……我在看守所里就和你说了,我早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张显光微微起身:“审判长,我有个要求,我不用他辩护!”当审判长让他自己申辩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没什么可辩护的。”果然,在下午的宣判中,张显光被判处死刑。

张显光之所以拒绝律师的辩护,一方面说明了张显光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他对律师作用的轻视。此外,也毫无疑问地说明了他对自己难逃死刑的确信。在庭下,张的辩护律师告诉记者说,他有些理解张显光。他说,当初到看守所会见时,张显光就不愿意律师介入,后来还是因为听说是自己母亲请的,才接受会见。“我问他起诉书看了没有。他说,没看,没意见。光一个‘1、18’大案就够我死的了。”据该律师的理解,张显光已经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根本就不相信律师能起什么作用,所以不想让律师为他辩护。由此可见,如果法院判决经常都不出那些犯罪嫌疑人的预料之外,那么律师在他们眼里的作用就必然会显得可有可无。这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律师的尴尬,也无疑是中国法律的尴尬。

06

面对企业家的尴尬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企业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似乎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许多企业甚至不惜花费巨资在媒体上刊登聘请某某律师为其常年法律顾问的启事。然而时过境迁,今天已经很少有企业再专门刊登启事声明聘请某某律师为其常年法律顾问了。虽然律师法规定了律师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担任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然而,在当前执业律师和非律师法律工作人员之间几乎已经没什么太大差距的情况下,聪明的企业家们自然而然地会选择聘请非律师法律工作人员担任企业的法律顾问职务。这些非律师执业人员担任企业法律顾问后,就成为了企业内部员工,不仅常年坐班工作,而且老板怎么指挥怎么听话,况且工资也花不了多少钱。于是,律师行业企业常年法律顾问这项业务日渐萎缩,使律师行业失去了极大的一块蛋糕。现在的企业家,日常法律事务基本都交给内部的非律师法律工作人员处理,除非在特别重大或者需要寻求某种关系的情况下,才会考虑聘请执业律师出面处理。这使得律师的专业优势无从发挥,迫使律师不得不寻求专业外的某些关系来维持与企业家之间的合作。如果没有某种关系的存在,许多律师根本就很难进入企业家的人际交往圈,也很难赚到企业的法律服务费。

07

面对弱势群体的尴尬

律师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保障,面对巨大的学习成本和执业支出,律师只能设法去市场上寻求案源,也就是经济来源。有权有钱的人,他们是社会的强势群体,往往不会受到太多的委屈,也就不必上法庭去寻求法律的保护。即使偶尔遭遇到一些法律问题,他们也可以找到相应的权势给予解决。即使走上了法庭进行诉讼,能够赚到他们钱的毕竟也只是少数律师。因此,大多数律师不得不面对的是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从他们那里找寻自己的饭碗。尤其是年轻律师和平民律师,更是如此。穷律师遭遇穷客户,难免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虽然很多时候案件必胜,比如劳动、工伤、交通事故、伤害赔偿等等的案件,但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客户往往无钱支付律师费。此时,作为律师,拒绝受理案件,则没案可办;接受了案件,则收不到律师费。两难之中,委实尴尬。无奈之中,只好“风险代理”,似乎还有个盼头。“风险代理”之后,没有收到律师费反倒还要补贴交通、通迅甚至诉讼费等。法院判决、执行顺利的话,一切还好。如果法院判决不公,或者案件得不到顺利执行,那么律师不仅一无所获,还要为如此的司法现状背黑锅,当事人甚至会把怨气都发泄在律师的头上,直逼得律师也呼天不应,叫地不灵。

08

面对法律的尴尬

法律就是律师的资本,律师的武器就是法律。然而,由于我们法制建设的历史还很短暂,加之法律法规从草拟到审查直至通过的过程中,很少真正有律师的参与,因此难免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也难免会存在着某些问题没有法律规定、某些法律规定不科学或者不合理、某些法律和法规相互“打架”、某些法律或者法规无法得到落实等等尴尬的问题。如此的法律状况下,律师掌握的“法律武器”就难免有点“残破不全”,并不那么“锋利无比”了。但武器再“残缺不全”,民众的问题和矛盾还是得解决。所以律师手执“大刀长矛”这样的武器要对付“洋枪洋炮”般的纠纷和矛盾,其艰难和尴尬也就可想而知了。

09

面对法律不被信任的尴尬

律师的职业武器就是法律,也只能是法律。所以作为律师,必须经常去说服当事人相信法律。只有当事人相信了法律,才能相信律师的法律分析,从而才能相信律师。这是律师、当事人和法律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现实中,许多当事人宁可相信“关系”也不相信法律。于是,一些当事人找律师的时候,首先看中的往往不是律师的专业水平和办案能力,而是特别强调律师究竟与法官或者法院领导有没有所谓的“关系”。在这样的当事人眼里,律师其实并不是法律服务的提供者,只不过是典型的法律“掮客”而已。于是,有的当事人宁可通过你给法官送三万元贿赂,也不愿意付你三千元服务费。有的时候,律师给当事人明确分析可以胜诉的案件,最终却出乎意料地败诉了。你明知道法院的判决有误,却在司法程序内得不到纠正。于是当事人不仅不再相信律师,也不相信法律了。这种情况下,作为律师,失去的只不过是一个客户而已,而作为法律,失去的却是这个当事人可以影响到的一大片人的信任。在为自己感到悲哀的同时,律师也不得不为中国法律感到深深的悲哀。律师办案的主要依据就是法律。然而,许多在法律上规定得明明白白的问题,到了某些司法机关那里,就行不通了。或者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时候,律师只能听由有关机关内部规定说了算。这个时候,律师不仅难以为当事人办成事,而且也会让当事人对律师当初的法律分析产生怀疑,令律师颜面尽失。比如,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不服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的可以提出复议或者诉讼。但当事人委托了律师之后,行政拘留所却经常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拒绝律师会见被行政拘留的当事人。当律师东奔西跑地征得有关方面批准会见许可的时候,往往当事人的拘留期限也差不多都满了,这时的会见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法律的规定律师可以学习得到,而一些司法机关的内部规定律师根本无从知道。但是现实中,许多司法机关内部规定的效力往往比国家法律还大,这使得律师在依法给当事人分析判断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尴尬局面。这个时候,作为律师,往往会有一种被戏弄、被玩弄的感觉,那感觉实在是糟糕透了。

10

面对调查取证的尴尬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法律意识日益提高,这是我们国家的幸事,也是中国律师的幸事。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却又可以说是律师的不幸。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律师制度恢复初期,人们对法律还都比较陌生,对律师更为陌生,许多人甚至还不能完全分清公、检、法人员和律师的区别,所以那个年代,律师仅凭一张“法律顾问处”(那时大多还没改名为律师事务所)的介绍信,到任何单位调查取证基本上都能畅通无阻,也能够得到被调查单位很好的支持和配合。那个时代,律师可以说是身份的象征。

如今,律师已彻底脱离权力体制走向市场,但整个社会却并没有完全走向法治。于是脱离了权力体制的律师在调查取证的时候,既失去了权力保障,又没有法律保障,这就难免会遭遇尴尬了。现在律师去取证,有的单位不配合,律师只有申请法院取证。有的单位把律师调查取证当做了“创收”手段,实行高收费不说,还有种种土政策的限制。比如强制要求提供法院的立案通知书等。这些土政策,明显体现了对律师的歧视。律师既然也是国家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取得律师执业证又需要经过层层把关,那么为什么律师的工作必须要依赖其他司法机关呢?这明显显现了对中国律师的不信任。《律师执业证》无论知识含量、取得的难度,还是审查的严格程度、颁发机关的行政级别,都大大高于《居民身份证》,而且每年还要进行年检。但是律师证在社会上受到认可的程度,却连一张人人都有的身份证甚至驾驶证都不如!这实在是对中国律师的极大嘲讽。既然如此,真不明白中国律师还有什么必要为那样一个本子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

11

面对“败诉”的尴尬

打官司有赢就有输。在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当事人都想赢得官司,但法院往往只能判决一方赢得官司。有赢的一方自然也就有输的一方。一些当事人,尽管律师已经提前说明了不能保证官司一定能赢,律师只能尽最大努力收集证据,寻找法律依据,争取对当事人最有利的结果,当事人当时也表示了理解,甚至还再三声明不在乎输赢,只要律师尽力就可以了。然而,当判决下来的时候,如果结果不够理想,他们轻则冷落律师,重则无理取闹,跟律师纠缠,要求退费甚至“赔偿”,使得律师防不胜防,也不胜其烦。尤其在某些时候,律师甚至得不偿失,陪进去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不说,如果是因为种种律师意志和职责以外的原因而导致败诉,当事人无处发泄,便会把所有的怨气和怒火最终都发泄到自己的律师头上去,这就更使得律师难堪之极。

古言道,“不以胜败论英雄”,这是评价战场上将领的一句客观公道话。但在当事人眼里,对于律师的评价,只能“以胜败论英雄”。现在许多企业家,更是常常把“只看结果不问过程”挂在嘴边,所以无论你的律师准备得如何细致,工作得如何认真,努力得如何辛苦,观点分析得如何正确,但如果“输”了官司,一切都是白搭,律师的所有知识和努力都是白费力气,不会得到任何认可。

12

面对“胜诉”的尴尬

当事人发生诉讼的时候,往往在聘请了律师的同时,还会去找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关系”以求万无一失。作为执业律师,职业准则要求其不能对当事人“包赢”,所以在表态上往往会“留点余地”,不敢作出必赢的承诺。然而当事人的所谓“关系”却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拿了当事人的好处就敢表态“包赢”。这样,律师在前台东奔西跑地忙案子,“关系”却在后台指手画脚地评论。最后官司如果真的“赢”了,当事人却把功劳记在了所谓的“关系”头上,认为是其“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对律师所做的专业工作视而不见。这种情况下,作为律师,即使“打赢”了官司也会觉得很尴尬。

13

面对“诚信”的尴尬

对当事人来说,律师的诚信很重要。但对于律师来说,当事人的诚信同样也很重要。律师中虽然不乏一些不讲诚信的败类,但对于大多数律师来说,由于有着律师协会和司法局的管理和监督,加之考虑到自己的声誉和品牌,因此都不得不约束着自己,尽可能地追求诚信。

但对于当事人来说,除了与律师事务所的一纸委托合同之外,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当事人遵守诚信原则了。因此律师上当事人的当、被当事人欺骗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当事人,承诺让你办的案子,最后不让你办;有的当事人,承诺支付的费用,最终却不支付了;有的当事人,甚至玩失踪,让律师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对于当事人来说,往往法律服务是在其“出事”或者发生纠纷的时候才需要,基本上属于“一次性消费”,而且律师又没有任何公权力能够约束当事人,所以某些恶劣的当事人就给律师开“空头支票”,不仅不履行承诺,甚至不履行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支付律师费的义务。如此一来,造成律师在接受委托的时候,往往需要就先付费后服务还是先服务后付费讨论上半天。

14

面对做好人的尴尬

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无论是来自父母的,还是来自学校的,或者来自长辈和领导的,都教育我们要做好人,不做坏人。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对物物交换都很认可,认为那是很正常的,也感觉非常平等。在服务业还不够发达的时代,人们之间只要不发生物质利益关系,相互之间的帮助都是无偿的。帮助了他人的人,只要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一句感谢话也就满足了,最多下次我有事再请对方给予一些帮助。现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原有的伦理、道德、观念都已经被打破,在涉及物质利益的问题上,有些人哪怕亲戚、邻居、同学、同事,也都会把账计算得非常清楚,拿了或者用了人家的东西,就得付钱,谁也不欠谁的人情。

然而,在法律服务上,却还没有完全形成这种商品观念。许多国人仍然认为,拿了别人哪怕是一页纸,只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不付款不好意思,也会主动提出付款。但对于律师,许多人倾诉半天,跟律师讨个主意。律师结合自己的法律知识,脑子运动了半天,牺牲了无数的脑细胞,最后给当事人出了主意,想了办法,理清了思路,话一说出来,知识和意见就立即被当事人吸收了。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从律师那里得到的是无形的分析和意见,但却没有拿走任何有形的物质,甚至在饭桌上谈的时候还是当事人买单结账。在这种情形之下,虽然律师运用自己学习和积累的法律专业知识,为当事人解决了疑问和难题,但是很多当事人却并不愿意为此付费,甚至认为律师最多不过是混个酒足饭饱而已。这样的律师,做了好人,却得不到好报。没有收入来源,维持生计都成为问题,还怎么谈得上“高收入”呢?但如果不这样的话,结果可能就是律师收了点小钱,得罪了朋友,混成孤家寡人,最后还是没有了面子。最“高明”的手段是,对于咨询,哪怕是亲娘老子也不能说得太清楚,应当既让当事人觉得有希望,觉得对其有利,又让当事人拿不定主意,非得委托律师去办不可。甚至把几句话可以解决的问题,非给弄成个诉讼,把简单的问题给说得极其复杂,这样才能赚到钱。但这样的做法,赚了钱却丧失了道德的底线,难免会成为被人诅咒的“黑心律师”。对于那些良心尚存的律师来说,他们不如此干为难了自己的生存,如此干吧却又为难了自己的良心,内心的痛苦和矛盾实在无以言表。其他人做好人好事,在业余时间或者花点业余的精力助人为乐,对社会有益,对自己无害,心情坦然。而对于律师来说,如果抱着“助人为乐”的态度去工作,那么回家饿肚子的时候,可就要“哭”了。所以,做好人还是维持生计?这是每个律师都不得不面对的尴尬。

15

面对公益诉讼的尴尬

律师除了掌握着法律知识,没有掌握任何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因此律师是被排除在一切利益集团之外的。也正因此,作为律师,必然要比任何阶层和团体更加追求公平、公正和诚信。否则的话,律师只能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牺牲品。在遭遇某些机关和部门以及垄断行业利用公共权力或者公共资源牟取不正当利益或非法暴利的时候,律师不仅最容易识破,而且也最有能力拿起法律的武器挺身而出,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这就是近年来律师不断提出众多公益诉讼的根源所在。然而,某些利益集团或者垄断企业,面对律师提出的公益诉讼的正义请求,他们不仅不反省和检讨自己,还总是拿律师的人格和动机来说事,称律师是“为了出名”、“为了获利”等等。退一步来说,即使是为了“出名”、“获利”,只要依法诉讼,这与追求公益事业并不矛盾,也并不妨碍律师提出公益诉讼的正义性和正当性。但由于律师没有自己的“喉舌”,因此许多公益诉讼律师被某些媒体非议也无可奈何。

16

面对吃喝的尴尬

律师的“吃喝”现象相对来说比较突出一些,使得社会上有些人对律师的主要印象之一就包括了“能吃会喝”这一点。其实,律师“能吃会喝”并不是天生的,更不是自愿的,而是被逼出来的。

首先,许多人请律师,为了拉拢、讨好律师,往往主动请律师吃喝,并且在饭桌上谈案件。所以律师为了提供服务,同时也为了接到案件,不能不接受邀请,客随主便,与当事人吃吃喝喝。这种吃喝,一般不是律师自愿的,大多是当事人主动提出的,往往花费的也不是公款,而是当事人自掏腰包,所以对社会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坏处,无非是刺激了点消费,促进了点服务业的发展而已。

其次,是一些执法部门的人员主动要求律师请客的。律师没有任何公权力,执业中处处受制于人,为了自己办事方便点,这样的消费和应酬也是被逼无奈,不得已而为之。

此外,律师为了办好案件,为了给当事人一个满意的结果或者交待,不得不主动邀请某些机关或部门的人员,请他们吃喝,自己作陪。

如此分析下来,律师的所谓“吃喝”,都是为工作所累。很多时候,吃喝还会伤身伤胃,费时并且破财,律师自己也未必愿意。对于律师来说,有时“吃喝”就是无奈的工作所需,如果因此落了个“能吃会喝”的恶名,实在也是尴尬之事。

17

面对友谊的尴尬

做了律师,当事人有求于你的时候,都会来跟你攀“友谊”,其实大多不过是为了让你重视他的案子或者少收取点费用而已。案子一完结,往往所谓的“友谊”也就基本宣告完结。而对于过去那些原本有着纯洁友谊的同学和朋友,如果他们做了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与他们往来交往,也很难再保持纯洁的友谊了,最终难免沾染上一些“铜臭”。对于一些已经堕落或者寄希望通过律师发点财的“老同学”或者“老朋友”,律师不接触不行,因为工作上离不开与各种人打交道。但是经常接触也不行,因为各种费用和支出难免还是得落在律师的身上。做了律师,新的友谊不容易得到,旧的友谊往往还面临着失去的危险,何其尴尬也!

18

面对法官的尴尬

任何职业做久了,一个人都会打上职业的烙印。甚至可以说,职业决定着做人、做事的态度。关于律师和法官的关系,虽然二者都掌握着“法律的武器”,甚至作为律师在技术层面上掌握得还要更好一些,但律师挥舞法律武器的时候,却不得不依赖着法官的手,于是律师和法官的关系便从此扭曲。在法庭或者法院这个应该说是法官和律师共同的舞台上,二者的不平等几乎随时可见。一般说来,无论多大年龄、多有学识、多么有理的律师,在法庭上都几乎表现得近乎谦卑。在法院里,如果不以服装来判断,仅仅以态度来判断的话,那么那些表现得特别客气、特有礼貌、说话特别和蔼的,十有八九都是律师。相反,作为法官,哪怕是法院的法官助理、书记员,无论年龄多小,法律素养多低,却都表现得近乎霸道,甚至无理狡三分,得理不饶人。在态度上,一些法院工作人员对律师像对待当事人一样,想理就理,不想理就不理,好像律师都欠着他们家八辈子债似的,满脸的不屑,甚至恶言讥讽的也不少见。在案件分析上,许多律师在开庭前甚至觉都没睡好,认真地起草着自己的辩护词或者代理词。然而一到法庭上,法官甚至连听都懒得听,不停地以“时间有限”、“与案件无关的不要谈”等等理由打断律师的发言。作为律师,真的很难理解,一件案件法院可以拖上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才开庭,而好不容易到了法庭上,却连给律师多几分钟发言的时间都没有了?简直岂有此理!好不容易判决书下来了,判决书却几乎很少有全面、正确引用律师的代理意见的。许多判决书,律师90%的正确意见往往被视而不见,却会被法官抓住仅有的不到10%的缺陷或者不妥之处,最终判决驳回律师的全部辩护或者代理意见,律师只有徒叹无奈!更有甚者,有的法官甚至不惜故意曲解、歪曲律师的意见,为自己判决驳回律师的正确意见“制造”依据,让律师有口难辩。法院定下的开庭时间,有的法官迟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没问题,甚至说取消就取消了,作为律师丝毫没有办法。而有的律师偶尔开庭迟到5分钟、10分钟,却被法官要么按不到庭处理,要么按缺席判决,要么按撤诉对待,让律师欲哭无泪,使律师在当事人面前颜面尽失,甚至还要被当事人索赔。律师和法官私底下吃饭、娱乐、打牌,往往律师不仅要抢着买单,还得手下留情让着点。但到了法庭上,一些法官对待律师却丝毫不会心慈手软。

19

面对“行贿”的尴尬

近年来,律师“行贿”现象似乎比较突出。某地中级法院一大批法官受贿落马,牵涉到一些律师,引起高层震动,随后全国律师进行了一年的大“整顿”。“整顿”了律师还不算,各地法院接着又纷纷出台阻止法官与律师接触的规定,还美其名曰“建立法官与律师之间的隔离带”。这简直是中国司法的耻辱!律师不接触法官,不能与法官进行有效的沟通,那么律师还办什么案?律师的法律知识还到何处发挥和使用呢?法庭开庭的时候吗?但又有几个法官开庭的时候能够让律师把话说完呢?又有几次法院是可以当庭做出判决的呢?现行制度选拔法官,既要“高学历”,“高素质”,又要“表现优良”,“根红苗正”;既要“专业水平高”,又要“政治过硬”,法院系统内部还有层层领导的“正确领导”,也有纪委、检察院的“监督”……如果这些都做到位的话,律师给法官“行贿”,那么进去坐牢的只能是律师,最先案发的也只能是律师。即使律师都来“行贿”的话,也不大可能让法官动摇,而只能让律师现丑。然而,在我们国家却发生了众多法官落马的事实,下至一般基层法官,上至高级法院院长。其根源在哪里,傻子也知道,但鞭子却打在了律师的身上!明明是“逼良为娼”,却得了便宜还卖乖,把一切责任都推在了律师身上,律师岂不尴尬乎?!目前的社会风气,极大地影响到整个社会中当事人对司法的认识。许多当事人找律师,不问水平问关系,这种状况难道是律师愿意看到的吗?难道是律师造成的吗?好好地找找源头,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如此风气,做一个有良知的律师,累而且难;做一个没有良知的律师,难而且良心不安。中国律师在两难境地生存,谁知其味?只有律师自己!

20

面对媒体的尴尬

律师社会地位的提高,律师作用的发挥,律师对社会正义的维护,包括律师的声誉等,都离不开与媒体的互动,离不开媒体对律师的介绍和宣传。然而,目前全国十几万律师和远远超过律师人数的非律师法律服务从业人员,却没有自己的舆论阵地。各地的法制报刊,基本上仍属于党政部门的机关报,有关司法方面的报道,也都偏重于公、检、法、司等机关,律师的声音无处发出。律师办理普通案件,媒体不感兴趣报道。偶尔遇到一些具有新闻性或者影响重大的案件,律师的声音也往往会由于不符合官方媒体的舆论基调而被拒绝报道。即使遇到那些影响巨大的、受媒体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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