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纲
阎纲先生简介
阎纲，年生，陕西咸阳礼泉人，年参加工作，年供职中国作家协会，年调入中国文化部，曾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阎纲曾参与编辑的报刊有《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评论选刊》《中国文化报》等，主要著作有《文坛徜徉录》《神·鬼·人》《阎纲短评集》《文学八年》《余在古园》《文学警钟为何而鸣》《冷落了牡丹》《哭笑不得》《惊叫与诉说》《座右鸣》《我吻女儿的前额》等，并多次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研究成果表彰奖、中国新文学学会优秀论文奖、中国新闻奖报刊副刊作品年赛金奖。
年春节阎纲先生（左三）做客秦都区文联
文字整理/季风图片提供/张艾
编者按
阎纲先生是一位爱憎分明、风而有骨的评论家，也是一位热情似火、脉脉含情的散文家，还是资深的编辑家。今年8月7日，由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文艺报社、陕西省作家协会、中共咸阳市委宣传部主办的“阎纲文学创作座谈会”在他的家乡礼泉县举办。当时，群贤毕至，大家集体回眸了阎纲先生长达76年的文学之路，总结了他对中国文学事业几十年的巨大贡献，并以实际行动向老一辈的文学家致敬学习。基于此，《阳光报》“非常对话”栏目编辑季风几次诚挚相约，阎纲先生已九十岁高龄，年高体弱，仍对公众以特别负责的态度，认真地做了这场精彩访谈，以飨热爱阅读的广大读者。
阎纲（左）为秦都文联主席刘典安新书题字
季风：您在投身文学事业长达76年以来，从未停止过阅读与写作，精神生活一直处于忧患、昂扬的状态。著名评论家李建军先生说：“如果说他的评论是从心灵的净水中喷出的水，那么，他的散文就是从心灵的圣火中生出的莲。水中吐火，火中生莲，都是令人惊叹的美妙景观。”我认真拜读您部分作品后，也很认同李建军先生的看法。
阎纲：“水中吐火，火中生莲”是我最向往的境界，但心向往之未能往之。我在座谈会上说了，我年18岁时创建县文化馆，上大学，进北京，编报刊，不遗余力推荐新人新作。年62岁时从《中国文化报》退休，从文化到“文革”再回归到文化，是我多元文化的链接。我说过，从事文艺工作，《文艺报》是我的摇篮，侯金镜是我的恩师。侯金镜手把手教我学写评论文章，他说“你自己动手写评论，约人家写评论才有共同语言。”他常常提醒我说，“文似看山不喜平，要有波澜，要有胆有识，不要胶柱鼓瑟，更不要拿评论训人。”我的评论文章，其实是广告，广而告之，意思就是“大家快来看啊，看这些作品多好啊！”果真也当时吸引了来大量的观众，年成了“‘红岩’年”，《红岩》一书的总印数超过了一千万册。
为我召开“阎纲文学创作座谈会”的时候，是大热天，大家都来礼泉开会，我感到很温暖。会议上，我听了各位的发言，也收到来自铁凝主席的问候，又看到了王蒙和蒋子龙的视频，他们都认为我的路走对了，那我就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学习柳青，扎根生活。
季风：您出版的新作书名叫《我还活着》，是对生命的眷顾和珍惜，还是一种哲学意义的存在感？
阎纲：《我还活着》是我的一部散文集，收录我对生命过程的感悟以及对生命自身内涵的理解，称颂恩格斯所形容的“满怀怜悯、不惜牺牲的血写的人”。
内容是两部分：“知人”和“论世”，“盖棺定论未嫌迟”将人的评价置于历史的长河，即便“盖棺”，也要留有余地。
季风：您把自己的散文写作叫做“散文来叩门”，这一“叩门”，好像带了神性的召唤，并驱使您自觉拿起写作之笔。事实确实如此么？
阎纲：母亲的去世，因为她是我们家最苦、最受尊敬的人，女儿的去世，她不相信眼泪，面对死亡非常坦然，我想她们却无以寄托，散文来“叩门”，我便学写散文，写了《不，我只有一个娘》《我吻女儿的前额》和《美丽的夭亡》，充满亲情、人情、人道、人性和温馨，名声不胫而走。
季风：四十年前，贾平凹发表《满月儿》后，您称赞他有才气。路遥的《人生》刚发表时，您第一时间就和他通信表示热烈祝贺，近年您又写了《“神仙哟挡不住人想人”——想念路遥》，您回到自己的家乡礼泉后，依然笔耕不辍，编写《醴泉作家记盛》，搜集资料，点评作品，日夜兼程，倾乡梓之情于笔端，您是怎么想的？
阎纲：礼泉（原名醴泉）是我的根，文学是我的业，报效乡梓，扶持作者是我不言而喻的义务，诗人杨生博曾经发言说：“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们似乎对《醴泉作家纪盛》一书未解深意，那是研究中国县区文学的开山之作啊！”我很受感动。
季风：人活到七十岁，算是老透了，您应优游四方，鲐背之岁却复归家乡，让人肃然起敬。
阎纲：固然，“七十杖于国，优游四方”。可是《礼记》也说“致仕归籍”啊！我生于斯、长于斯，二十而立于斯，不忘报恩乡梓，所以“致仕归籍”，落叶归根，终老于“地出醴泉”的九嵕山下，老汉我再也不走了！
陕西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齐雅丽（右二）一行人看望阎纲先生（左一）
季风：从全国文代大会，再到“文革”后的长安县干休所，您曾经“五访”柳青，如果算上祭拜，就是“六访”柳青了，请您介绍一下最后上坟祭拜的情景。
阎纲：年6月9日上午，我提议作家们一行22人到柳青墓上献花圈，依稀记得塞外访古，虽不是“白骨露于野”，却不胜“独留青冢向黄昏”，未尝不教人怆然而涕流。
沿神禾塬南下，柳青故居中，屋舍墙垣荡然无存，宅基也已塌陷。我站在西南角一丛荒草之上，想象着《创业史》怎样在脚下这一小块土地上出世，想象着“文革”期间满身疮痍的柳青站在这里喟然长叹，久久地。呜呼，什么都没有了，荒芜、空寂，空寂、荒芜，半生顿踣、死后寂寞，噫吁兮，这废墟上的冷寂！当时五年过去了，这个人的形象还是那样动人。他的一生教人敬慕又让人困惑，他的死，我们不管什么时候想起来都十分难过。
柳青一生热爱农民，他最后变成了农民。他取得农民的资格以后，便以党代表的身份表现农民的翻身运动行将到来和已经到来时各阶层农民的面貌和心理，用以教育农民。
只要不把《创业史》看作特殊时期文学语境下的文学社会史，而是把它看作受苦的庄稼汉在一种类似宗教的鼓动下的理想国、心灵史；只要将个性特色、思想特征和审美价值联系起来进行系统化地研究，梁生宝、梁三老汉不会过时，《创业史》不会速朽。
柳青在生前的遭遇很惨，但贡献却大。他穿布衣、吃粗粮、哮喘着，却把自己的精品献给了热爱他的人民（读者）。“三年困难时期”，他把《创业史》的稿酬全部捐给王曲公社，自己却拉扯一大家子艰苦度日，继续吃他的“草”。他的创作经验耐人寻味，他铁骨铮铮的艺术生涯、绘声绘色的现实主义才情，日月可鉴。那次告别柳青的墓地，我和皇甫村土生土长的两个高中毕业的女子一块儿等车。我问：“知道柳青不？”她们说：“知道。”“读过《创业史》吗？”她们摇了摇头，有些不好意思。
每次想到他，总是一个干瘪的陕北老汉浮现在我的脑海。他临终时，体重不到50公斤，只有一对眼睛荡漾着色彩。柳青是一棵参天大树，故而，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文艺家们：扎根生活，讴歌人民，向柳青学习。
年11月6日在空港新城秦汉文学馆，从左至右分别为王海、周明、阎纲、白描
季风：您回到家乡，在兄长面前垂手恭立，早晚请安，兄长给您立下规矩，说“：你到这里，一要说家乡话，二要守纪律，不要特殊化。”是这样么？
阎纲：在我小时候，父亲拍着我的脑袋对客人说：“这娃小小年纪忧国忧民。”解放前，楼堂馆所贴满条条“莫谈国是”，我偏要写文章声讨官商勾结贪污腐败。全国解放后，我在《文艺报》编辑评论，自己也学习写评论，难免褒贬一些作家和作品。父亲在世时，一再劝我遇事要忍。父亲去世，长兄如父，教我守纪律，不要特殊化，踏实做事，低调做人。我听我哥的。
季风：现在中国进入新时代，文学的表达也是，您对老家当地作者有什么期待？
阎纲：为了适应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我向文友们推荐作家莫言、王蒙和陈彦，新近又推荐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兰亭惠》（作者潘向黎）和王蒙的《霞满天》。潘向黎的作品像小女刺绣，是一丝不苟的针线活儿，又像清澈的山泉浅水深流，文雅，沉静，克制，一番波浪起伏的心理战，主人公逼出了一句“分手就分手，总比以后离婚强”的话来，勉强接过原本留给她的金手镯，强忍着泪水离开“兰亭惠”，说“我先走了！”。
王蒙和潘向黎二人的作品，余味曲包，我须多说几句。王蒙的作品是语言的狂欢，弹奏多声部的复调，隐入、浮出，他动用细节微观的叠现，将一位女性的悲剧心态演绎得栩栩如生。世界万花筒，人心复杂莫测，王蒙洞若观火。从主人公、我、王蒙的三维对话得知，处理人际关系、爱情与死亡诸事，伤痕累累，与其犯精神病，未若同厄运相搏，泪尽还一笑，周游世界，活出光彩，日子亮晶晶。最后清醒地融入朗朗精神，这是开悟，是寓言。
王蒙的作品深文隐蔚，妙语连珠，修成了人类的寓言。
王蒙要是没有访问过六十多个国家，潘向黎要是没有研究过上海精美的菜肴，他们能这么得意洋洋、信马由缰、一泻千里么！
《阳光报》“非常对话”栏目编辑季风：谢谢阎纲先生的认真回答，最近天冷，尤其在您老家礼泉的冬天，请多注意保暖御寒，并保重身体，也希望您在健康之年，能再为读者奉献出您的新作品。
